中欧体育app下载官网·一支疫苗里的合作“基因”

　　与北京东五环相邻的生物制品研究所，如今是一座掩映在爬山虎里的文化创意产业园。一栋巨大的白色厂房久已停用，以至于人们会有意无意避开这栋荒凉的大楼。

　　直到今年9月，大楼前迎来了一群拥抱、握手、合影的中老年人。他们有着不同肤色，聊天时中英文夹杂。

　　30年前，这群人见证了大楼的诞生。它是中美一项合作的产物，中国第一支重组酵母乙肝疫苗的诞生地。

　　以这支疫苗为代表，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接受了乙肝免疫保护。原卫生部称，截至2010年，至少有8000万人因此免受乙肝病毒感染。2014年的全国乙肝流行病学调查显示，1到4岁儿童中，乙肝病毒感染比例为0.32%，较1992年的9.67%呈断崖式下降。

　　时隔多年，双方工作人员重聚，很多人还是一眼就能认出老朋友。一位中方工程师说，当年为节俭，他使用带着裂隙的试管，美国专家大惊失色，气得一把抢过摔到地上；一位美国员工则在很长一段时间怀疑中国人不喜欢他，因为人们对他说，“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”。很久之后他才理解，那是中国人表达善意的方式。

　　不过，回忆到最后，双方总结的话语却又都很相似：经历了误会甚至争吵后，还是学会了理解，学会了信任，成了朋友。

　　中国是“乙肝大国”。20世纪70年代，中国进行的首次乙肝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，感染率在9%以上。依世界卫生组织标准，乙肝病毒感染率高于8%，属于疫情严重的高流行区域。

　　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北京大学病原生物学教授庄辉向中国青年报·中国青年网记者解释，在乙肝疫苗推广接种之前，中国有1.2亿名乙肝病毒携带者，其中三四千万人是母婴传播所致。“感染乙肝病毒，只有不到10%演变为慢性乙肝，新生儿感染的患病率则高达90%-95%。”

　　他说，早年的慢性乙肝病人，除非死于其他疾病，发展为肝硬化、肝癌几成定数。国内临床中大量使用五味子等中成药抗炎保肝。“那些手段其实近乎无效。”

　　几千万人一出生即遭厄运，人们“谈乙肝色变”。当时多支国家运动队中，均有世界冠军突然体力严重下滑，提前结束职业生涯，原因是慢性乙肝。

　　时任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、现今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赵铠，接到了牵头开发乙肝疫苗的任务。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卫生防疫和血清疫苗研究与生产的专门机构。

　　“血源疫苗虽有效，但有三大弊端。”赵铠称，以病毒感染者的血浆为原料，有污染环境、伤害生产人员等风险；长期、大量从人身采血，既损害健康，也无法保障稳定供应。最关键的是，血浆中除了疫苗生产必须的表面抗原，还可能携带其他病原体。

　　产能还受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流程制约。“血浆加工后得到抗原原液，先装在大玻璃缸里，再一支支手工稀释。”曾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负责乙肝疫苗生产的赵景杰告诉记者，一些同事在操作时不慎划伤手指，便感染了病毒。

　　20世纪70年代早期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陶其敏等人第一次开展血源乙肝疫苗试验时，由于缺乏外汇，无法购买动物实验所需的大猩猩，更是一度给自己注射，代替动物试验。

　　很长时间内，中国的疫苗生产都不具备工业化、标准化能力。美国默沙东公司则于1986年分离出了乙肝病毒表面抗原的编码基因，将其植入可大量繁殖的酵母菌细胞基因组内，能迅速合成大量抗原，由此推出了基因工程乙肝疫苗。

　　“它不是生物工作者能完成的，涉及很多工程问题。”赵铠至今记得，受邀实地考察美方生产线，在全封闭的现代化车间内，他们习以为常的玻璃瓶罐、手工搬运都没有见到，取而代之的是几十、数百立方米的大金属罐和连接它们的全封闭管道。“从培养酵母菌，到收获酵母细胞、破碎细胞、纯化抗原……都在流水线上完成，是纯工业化的。”

　　1987年，赵铠等专家向原卫生部建议，考虑引进默沙东的乙肝疫苗。1988年，经过数次论证，中方组建代表团，与默沙东开始了漫长的谈判。

　　当时，国内数个自主研发的基因工程乙肝疫苗项目仍在进行，有声音说，与其将钱给外国人，不如继续支持国内研究。

　　另一个问题在于转让费用。默沙东最初希望向中国出售成品疫苗，单次免疫需要3针，总价最低100美元。这是当时的中国无法承受的价格。谈判的重点就此转向一次性技术转让，最初报价1000万美元。

　　当年谈判的双方都承认，从那时起，这项合同之于默沙东，几乎很难再赚到钱。疫苗研发动辄投入几亿甚至几十亿美元。一心推动此项合作的默沙东时任CEO罗伊·瓦杰洛斯甚至与公司其他高管发生过争吵。

　　“我很焦虑，时间很紧迫，我想保护孩子们免受这种致命疾病的侵袭。中国的新生儿应该在出生24小时内接种它……”20多年后，瓦杰洛斯在一次受访时回忆。

　　赵景杰参与了几场谈判。他的记忆里，双方出现分歧，中方代表会集体离席，出门在走廊里“开小会”，为的是先统一意见。“我们这些搞卫生和生产的，就希望合作赶快谈成；但负责外贸和财政的同志考虑更多，也更谨慎……”

　　最终，默沙东将费用再降至700万美元。中方则再引入深圳市的康泰公司，与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各引进一条疫苗生产线。财政部和深圳方面分别支付350万美元。

　　1989年，默沙东公司与中国代表团签署协议，将重组酵母乙肝疫苗技术转让给中方，收取700万美元，作为培训中方人员和支付美方参与者劳务的成本，此外不再收取专利费和利润。

　　1990年底，中方派出技术人员前往美国学习。18个月后，美方的一批员工又来到中国，协助疫苗投产。

　　赵铠记得，多年之后，瓦杰洛斯某次与他会面，依旧笑着“抱怨”：当年那700万美元，培训你们两批人，再支付完我们工作人员的工资，最后还亏了不少！

　　1990年，在美留学的中国人武阿妹被招入默沙东，担任这一合作项目的美方翻译。她翻阅此前谈判的往来文件，惊奇地发现，默沙东一度想要放弃合作。

　　“默沙东这边，钱其实并不关键。”时至今日，武阿妹依旧很感慨，“最难的，是彼此信任和文化上的差异。”

　　“对于默沙东，当时的中国是个完全陌生的国家。”武阿妹回忆，公司内部讨论最多的，是疫苗研发投入了天价成本，即使低价转让给中国，但在全世界其余地区，这依旧是被寄予厚望的产品。这个此前从未打过交道的国家值得信任吗——他们会不会将疫苗私销别国？他们的技术力量又能否保障产品质量？如果中国产的疫苗出现问题，会影响这款产品乃至默沙东在全球的声誉和前景。

　　翻看当年的文件，武阿妹能感到，中国有关部门也十分谨慎，不少表述都留有余地。当然，说话含蓄本身也是中国人的特点。可在美国人看来，很多文件纯属“打太极”，实在难以理解。

　　当时，默沙东方面屡次向中方发函，反复确认一个问题：陈敏章部长是否同意了这项决议？依照美国人的习惯，文件最终生效，要看项目总负责人的个人签字。但在中国显然并非如此。因此，他们收到的回信总是一封加盖了某部门公章的：“我们经过研究……”

　　中方的疑虑也很多。忧心中国技术能力不足的默沙东只愿承诺，指导北京和深圳的生产线万支疫苗的年产能。但年产4000万支疫苗，只够1000多万人使用，无法满足防疫形势。

　　僵局之中，双方的主要负责人站了出来，各自向前迈了一步。赵铠向领导说明，依据他在默沙东的实地考察，年产2000万支其实是默沙东的保守估算。在美国，完全相同的生产线万支问题不大。美国人不了解中国，因此忧心忡忡，所以这条依着他们也行。

　　一度感到沮丧的瓦杰洛斯也重新整理了心情，“我开始意识到，两国国情是截然不同的。”在他的推动下，默沙东又放宽了一些条款，比如疫苗引进后不得出口一项，改成了“10年内只在中国使用”。

　　至于双方都很关注的质量问题，中方一位负责人说了这样一段话：协议达成后，我们就坐进了一条船，有了相同的目标。大家要信任，不是怀疑，一起使劲儿往前划，才能上岸。

　　签约那天是1989年9月11日，消息传到深圳时，年轻人刘群感到很兴奋。他将被派往默沙东学习。在他记忆中，那一年，中美关系出现波折，人们在猜测，合作可能要“黄”，至少暂时没戏。

　　康泰公司是深圳为承接乙肝疫苗项目而临时创建的。第一批人员到位时，厂房还在荒地上施工。办公室则设在某间宿舍。一度无事可做的员工十几人租住在一间民房内，以至于有警觉的半夜前来检查。

　　派到美国的员工，来自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多是高级技术人员，刚刚成立的深圳这家公司，除了领队，几乎全是年轻毕业生。这令美方十分担忧。

　　刘群抵达美国后的某天，默沙东负责该项目的一名经理问他们，“你们是工程师吗？我看不像，他们才是工程师！”

　　对于美国人的性格，同样赴美的赵景杰也有自己的看法：人不坏，性子确实相当直。一旦不按照文件规程执行，美国人将文件往地上一摔，扭头就走并不罕见。不过几小时后再见面，对方又总是谈笑风生。

　　“倒也没觉得被羞辱，或许美国人也是想激我们一把。”刘群说，当时心里没任何芥蒂，因为纯粹是学习的姿态。“确实不如人啊。我们自己心里都没底。”

　　美国企业当时已经通行“标准作业程序”（英文简称SOP），生产中每一环节所涉及的细节都被记录在一本厚厚的册子，无论是学习还是操作，“只要按部就班，很简单，很规范，不太会出错。”刘群说，“对于中国人，确实不算太难。”

　　随着交往深入，矛盾减少了。默沙东的员工开始轮流邀请中国人去家里做客或旅游。“中国人赢得信任，靠的是能力。美国人很快发现他们很聪明，也很好学。”武阿妹回忆。

　　武阿妹1984年出国留学。她当时以为，8年过去了，国内顶尖的疫苗生产机构，条件应该不会太差。直到她惊讶地发现，工程师们还在驾着马车，手工搬运机械。

　　美方意识到，他们低估了项目的难度。“当时有两个相邻的冷库，其中一个温度不够低。于是中方建议，能不能在墙上凿一个洞，用一根管子输送冷气。”默沙东的工程师洪爱琳回忆，“我下意识想笑，但是忍住了。于是说：好吧，试一试。但如果不行，还是再买台压缩机。”

　　作为一个在美国长大的黄种人，洪爱琳对中国感到好奇又陌生。她偶尔和其他同事挤上北京高峰时期拥挤的公交车，市民会争先恐后地给外国面孔让座，请她转达欢迎之情，尽管她压根儿听不懂普通话。

　　她逐渐感觉到，那时的中国对外国人无比热情，十分希望展现自己的好；但这种心态本身又带来了隔阂，要把那些敏感、伤害面子的问题藏起来。

　　洪爱琳于2000年定居中国。她逐渐明白了中国人的“没问题”“不要担心”其实和美国截然不同，在不同环境下可能有许多不同的含义。

　　“但在当时，我们一群‘老美’不理解这些。只觉得你们说没问题，实际又有问题；有了问题又不说为何要那么解决——那我们怎么帮你们处理问题？”洪爱琳喝了一大口水，笑着说。

　　他印象最深的一次，是美方的专家咨询某个药品认证问题。事实上，那个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尚处盲区。他只能答复“我们还在研究”“我们考虑一下”。直到对面再也按捺不住火气，“你们怎么总在绕圈子！”

　　轮到美国人适应环境了。用武阿妹的话说，美国人逐渐放弃掌控一切，开始适应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的妥协哲学。

　　“美国人很快发现：一些问题，北京的伙伴虽然不肯说，但他们最后总能‘神奇’地自己解决，实际上对项目也没太大影响。”武阿妹看来，在这一方面，与其说双方实现了充分“信任”，不如说是充分的“了解”。

　　默沙东内部对中国也有了新的评估：硬件环境比想象的要差，但中国人的能力和素质超出了预期。他们惊讶地发现，中国的老工程师，虽然未必接受过正规的学院式工程教育，甚至不会用电脑绘图，却能用铅笔和尺子实现更高的精度。

　　“其实很多美国人一辈子不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