与北京东五环相邻的生物制品研究所,如今是一座掩映在爬山虎里的文化创意产业园。一栋巨大的白色厂房久已停用,以至于人们会有意无意避开这栋荒凉的大楼。
直到今年9月,大楼前迎来了一群拥抱、握手、合影的中老年人。他们有着不同肤色,聊天时中英文夹杂。
30年前,这群人见证了大楼的诞生。它是中美一项合作的产物,中国第一支重组酵母乙肝疫苗的诞生地。
以这支疫苗为代表,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接受了乙肝免疫保护。原卫生部称,截至2010年,至少有8000万人因此免受乙肝病毒感染。2014年的全国乙肝流行病学调查显示,1到4岁儿童中,乙肝病毒感染比例为0.32%,较1992年的9.67%呈断崖式下降。
时隔多年,双方工作人员重聚,很多人还是一眼就能认出老朋友。一位中方工程师说,当年为节俭,他使用带着裂隙的试管,美国专家大惊失色,气得一把抢过摔到地上;一位美国员工则在很长一段时间怀疑中国人不喜欢他,因为人们对他说,“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”。很久之后他才理解,那是中国人表达善意的方式。
不过,回忆到最后,双方总结的话语却又都很相似:经历了误会甚至争吵后,还是学会了理解,学会了信任,成了朋友。
中国是“乙肝大国”。20世纪70年代,中国进行的首次乙肝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,感染率在9%以上。依世界卫生组织标准,乙肝病毒感染率高于8%,属于疫情严重的高流行区域。
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北京大学病原生物学教授庄辉向中国青年报·中国青年网记者解释,在乙肝疫苗推广接种之前,中国有1.2亿名乙肝病毒携带者,其中三四千万人是母婴传播所致。“感染乙肝病毒,只有不到10%演变为慢性乙肝,新生儿感染的患病率则高达90%-95%。”
他说,早年的慢性乙肝病人,除非死于其他疾病,发展为肝硬化、肝癌几成定数。国内临床中大量使用五味子等中成药抗炎保肝。“那些手段其实近乎无效。”
几千万人一出生即遭厄运,人们“谈乙肝色变”。当时多支国家运动队中,均有世界冠军突然体力严重下滑,提前结束职业生涯,原因是慢性乙肝。
时任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、现今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赵铠,接到了牵头开发乙肝疫苗的任务。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卫生防疫和血清疫苗研究与生产的专门机构。
“血源疫苗虽有效,但有三大弊端。”赵铠称,以病毒感染者的血浆为原料,有污染环境、伤害生产人员等风险;长期、大量从人身采血,既损害健康,也无法保障稳定供应。最关键的是,血浆中除了疫苗生产必须的表面抗原,还可能携带其他病原体。
产能还受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流程制约。“血浆加工后得到抗原原液,先装在大玻璃缸里,再一支支手工稀释。”曾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负责乙肝疫苗生产的赵景杰告诉记者,一些同事在操作时不慎划伤手指,便感染了病毒。
20世纪70年代早期,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陶其敏等人第一次开展血源乙肝疫苗试验时,由于缺乏外汇,无法购买动物实验所需的大猩猩,更是一度给自己注射,代替动物试验。
很长时间内,中国的疫苗生产都不具备工业化、标准化能力。美国默沙东公司则于1986年分离出了乙肝病毒表面抗原的编码基因,将其植入可大量繁殖的酵母菌细胞基因组内,能迅速合成大量抗原,由此推出了基因工程乙肝疫苗。
“它不是生物工作者能完成的,涉及很多工程问题。”赵铠至今记得,受邀实地考察美方生产线,在全封闭的现代化车间内,他们习以为常的玻璃瓶罐、手工搬运都没有见到,取而代之的是几十、数百立方米的大金属罐和连接它们的全封闭管道。“从培养酵母菌,到收获酵母细胞、破碎细胞、纯化抗原……都在流水线上完成,是纯工业化的。”
1987年,赵铠等专家向原卫生部建议,考虑引进默沙东的乙肝疫苗。1988年,经过数次论证,中方组建代表团,与默沙东开始了漫长的谈判。
当时,国内数个自主研发的基因工程乙肝疫苗项目仍在进行,有声音说,与其将钱给外国人,不如继续支持国内研究。
另一个问题在于转让费用。默沙东最初希望向中国出售成品疫苗,单次免疫需要3针,总价最低100美元。这是当时的中国无法承受的价格。谈判的重点就此转向一次性技术转让,最初报价1000万美元。
当年谈判的双方都承认,从那时起,这项合同之于默沙东,几乎很难再赚到钱。疫苗研发动辄投入几亿甚至几十亿美元。一心推动此项合作的默沙东时任CEO罗伊·瓦杰洛斯甚至与公司其他高管发生过争吵。
“我很焦虑,时间很紧迫,我想保护孩子们免受这种致命疾病的侵袭。中国的新生儿应该在出生24小时内接种它……”20多年后,瓦杰洛斯在一次受访时回忆。
赵景杰参与了几场谈判。他的记忆里,双方出现分歧,中方代表会集体离席,出门在走廊里“开小会”,为的是先统一意见。“我们这些搞卫生和生产的,就希望合作赶快谈成;但负责外贸和财政的同志考虑更多,也更谨慎……”
最终,默沙东将费用再降至700万美元。中方则再引入深圳市的康泰公司,与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各引进一条疫苗生产线。财政部和深圳方面分别支付350万美元。
1989年,默沙东公司与中国代表团签署协议,将重组酵母乙肝疫苗技术转让给中方,收取700万美元,作为培训中方人员和支付美方参与者劳务的成本,此外不再收取专利费和利润。
1990年底,中方派出技术人员前往美国学习。18个月后,美方的一批员工又来到中国,协助疫苗投产。
赵铠记得,多年之后,瓦杰洛斯某次与他会面,依旧笑着“抱怨”:当年那700万美元,培训你们两批人,再支付完我们工作人员的工资,最后还亏了不少!
1990年,在美留学的中国人武阿妹被招入默沙东,担任这一合作项目的美方翻译。她翻阅此前谈判的往来文件,惊奇地发现,默沙东一度想要放弃合作。
“默沙东这边,钱其实并不关键。”时至今日,武阿妹依旧很感慨,“最难的,是彼此信任和文化上的差异。”
“对于默沙东,当时的中国是个完全陌生的国家。”武阿妹回忆,公司内部讨论最多的,是疫苗研发投入了天价成本,即使低价转让给中国,但在全世界其余地区,这依旧是被寄予厚望的产品。这个此前从未打过交道的国家值得信任吗——他们会不会将疫苗私销别国?他们的技术力量又能否保障产品质量?如果中国产的疫苗出现问题,会影响这款产品乃至默沙东在全球的声誉和前景。
翻看当年的文件,武阿妹能感到,中国有关部门也十分谨慎,不少表述都留有余地。当然,说话含蓄本身也是中国人的特点。可在美国人看来,很多文件纯属“打太极”,实在难以理解。
当时,默沙东方面屡次向中方发函,反复确认一个问题:陈敏章部长是否同意了这项决议?依照美国人的习惯,文件最终生效,要看项目总负责人的个人签字。但在中国显然并非如此。因此,他们收到的回信总是一封加盖了某部门公章的:“我们经过研究……”
中方的疑虑也很多。忧心中国技术能力不足的默沙东只愿承诺,指导北京和深圳的生产线万支疫苗的年产能。但年产4000万支疫苗,只够1000多万人使用,无法满足防疫形势。
僵局之中,双方的主要负责人站了出来,各自向前迈了一步。赵铠向领导说明,依据他在默沙东的实地考察,年产2000万支其实是默沙东的保守估算。在美国,完全相同的生产线万支问题不大。美国人不了解中国,因此忧心忡忡,所以这条依着他们也行。
一度感到沮丧的瓦杰洛斯也重新整理了心情,“我开始意识到,两国国情是截然不同的。”在他的推动下,默沙东又放宽了一些条款,比如疫苗引进后不得出口一项,改成了“10年内只在中国使用”。
至于双方都很关注的质量问题,中方一位负责人说了这样一段话:协议达成后,我们就坐进了一条船,有了相同的目标。大家要信任,不是怀疑,一起使劲儿往前划,才能上岸。
签约那天是1989年9月11日,消息传到深圳时,年轻人刘群感到很兴奋。他将被派往默沙东学习。在他记忆中,那一年,中美关系出现波折,人们在猜测,合作可能要“黄”,至少暂时没戏。
康泰公司是深圳为承接乙肝疫苗项目而临时创建的。第一批人员到位时,厂房还在荒地上施工。办公室则设在某间宿舍。一度无事可做的员工十几人租住在一间民房内,以至于有警觉的半夜前来检查。
派到美国的员工,来自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多是高级技术人员,刚刚成立的深圳这家公司,除了领队,几乎全是年轻毕业生。这令美方十分担忧。
刘群抵达美国后的某天,默沙东负责该项目的一名经理问他们,“你们是工程师吗?我看不像,他们才是工程师!”
对于美国人的性格,同样赴美的赵景杰也有自己的看法:人不坏,性子确实相当直。一旦不按照文件规程执行,美国人将文件往地上一摔,扭头就走并不罕见。不过几小时后再见面,对方又总是谈笑风生。
“倒也没觉得被羞辱,或许美国人也是想激我们一把。”刘群说,当时心里没任何芥蒂,因为纯粹是学习的姿态。“确实不如人啊。我们自己心里都没底。”
美国企业当时已经通行“标准作业程序”(英文简称SOP),生产中每一环节所涉及的细节都被记录在一本厚厚的册子,无论是学习还是操作,“只要按部就班,很简单,很规范,不太会出错。”刘群说,“对于中国人,确实不算太难。”
随着交往深入,矛盾减少了。默沙东的员工开始轮流邀请中国人去家里做客或旅游。“中国人赢得信任,靠的是能力。美国人很快发现他们很聪明,也很好学。”武阿妹回忆。
武阿妹1984年出国留学。她当时以为,8年过去了,国内顶尖的疫苗生产机构,条件应该不会太差。直到她惊讶地发现,工程师们还在驾着马车,手工搬运机械。
美方意识到,他们低估了项目的难度。“当时有两个相邻的冷库,其中一个温度不够低。于是中方建议,能不能在墙上凿一个洞,用一根管子输送冷气。”默沙东的工程师洪爱琳回忆,“我下意识想笑,但是忍住了。于是说:好吧,试一试。但如果不行,还是再买台压缩机。”
作为一个在美国长大的黄种人,洪爱琳对中国感到好奇又陌生。她偶尔和其他同事挤上北京高峰时期拥挤的公交车,市民会争先恐后地给外国面孔让座,请她转达欢迎之情,尽管她压根儿听不懂普通话。
她逐渐感觉到,那时的中国对外国人无比热情,十分希望展现自己的好;但这种心态本身又带来了隔阂,要把那些敏感、伤害面子的问题藏起来。
洪爱琳于2000年定居中国。她逐渐明白了中国人的“没问题”“不要担心”其实和美国截然不同,在不同环境下可能有许多不同的含义。
“但在当时,我们一群‘老美’不理解这些。只觉得你们说没问题,实际又有问题;有了问题又不说为何要那么解决——那我们怎么帮你们处理问题?”洪爱琳喝了一大口水,笑着说。
他印象最深的一次,是美方的专家咨询某个药品认证问题。事实上,那个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尚处盲区。他只能答复“我们还在研究”“我们考虑一下”。直到对面再也按捺不住火气,“你们怎么总在绕圈子!”
轮到美国人适应环境了。用武阿妹的话说,美国人逐渐放弃掌控一切,开始适应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的妥协哲学。
“美国人很快发现:一些问题,北京的伙伴虽然不肯说,但他们最后总能‘神奇’地自己解决,实际上对项目也没太大影响。”武阿妹看来,在这一方面,与其说双方实现了充分“信任”,不如说是充分的“了解”。
默沙东内部对中国也有了新的评估:硬件环境比想象的要差,但中国人的能力和素质超出了预期。他们惊讶地发现,中国的老工程师,虽然未必接受过正规的学院式工程教育,甚至不会用电脑绘图,却能用铅笔和尺子实现更高的精度。
“其实很多美国人一辈子不出。